毕业生择业该保留“应届”身份吗？两位政协委员建言：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

1076万人——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幅均创历史新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不少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

高校毕业生与普通就业人群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所拥有的“应届”身份，为其择业上提供了诸多优势，但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就业弊端。因此，不少代表委员也将目光聚焦于此。如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就在两会上递交了《关于新发展阶段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建议》。在其提案中，讨论了关于毕业生“应届”身份的认定与取舍问题。

同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也在其递交的《关于取消应届生身份限制，保障平等就业权》中，探讨了“应届”身份的改革路径。

“应届”身份在求职上具有优势

导致毕业生待价而沽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应届”身份为毕业生们带来的求职利弊，是不少委员代表提案的重点。

事实上，针对应届生身份的政策认定，早在2002年教育部等部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出，“对毕业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学校可根据本人意愿，将其户口转至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或两年内继续保留在原就读的高校，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将户口迁至工作单位所在地。”

到2020年，教育部再次强调，两年内落实单位的毕业生，高校要按照应届毕业生身份帮助其办理就业手续。

“实施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且给在择业期的高校毕业生一定的择业缓冲期。”胡卫分析指出，随着高校毕业生的逐年增多，社会已出现了一些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灵活就业以及女性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居家生子等情况，这一政策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胡卫

“近年来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对应届生的招录占比已达到60%左右。更有甚者，一些地方事业单位招聘还规定应届毕业生比例不低于70%，国有企业新增岗位招聘应届毕业生比例不低于50%。”鉴于此，胡卫在其提案中明确指出：招聘时限制应聘者的应届生身份，既不利于离职再就业人员重新就业，也阻碍了超过择业期的往届毕业生的顺利求职。

同时，乔旭也在其提案中表示，“应届”标准相互矛盾，对学生就业造成影响。他分析指出，当前拥有“应届”身份在求职、考试、落户、尤其在公务员招录等方面具有优势，毕业生对一次就业慎之又慎，往往待价而沽。

▲乔旭

但同时，各主管部门对“应届”的界定却存在矛盾，教育主管部门认定应届生为“即将毕业但还没拿到毕业证、处于实习或待业状态的毕业生”，这就导致很多毕业生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宁愿待业，“慢就业”甚至“不就业”。相比之下，人社部门的标准则相对宽泛，认为在择业期内（国家规定为2年，部分地区3年）即可，但又附加了“未缴纳保险”的条件。

“实际上，应届与否只与毕业时限有关，缴纳保险与否并不能改变毕业生‘社会新鲜人’的实际。”乔旭表示，相互矛盾的“应届”标准，往往给毕业生就业选择和用人单位招聘带来了混乱。

此外，胡卫也提到，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提升，我国进入人才市场的就业人员大多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已成为新增就业的主要群体。在此背景下，不能只关注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而应该关注整体就业，也即离职再就业人员与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要一视同仁。

建议淡化“应届身份”

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

对于“应届”的择业身份，乔旭在提案中建议，应该淡化“应届”身份。他认为，教育主管部门、人社部门和用人单位淡化对“应届毕业生”的要求，不将“毕业生报送过就业相关信息、购买过社会保险等情况”作为限制公招、公考的报考条件。

而胡卫则建议，短期内可适当延长高校毕业生择业期，给高校毕业生（包括毕业后生育的女生）更充分的择业时间，也有于在择业期内就业后辞职（退）的人员，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就业。

从中期看，胡卫表示，应深化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要从关注毕业时的静态就业，调整为关注毕业后的中长期就业及其发展情况，倒逼高校更加重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引导高校毕业生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能力。

长远来说，胡卫认为，要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从根本上改革已过时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升学、劳动及人事政策。

胡卫表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既有的择业期政策主要影响的是高校毕业生的档案及组织关系，而在落户政策已全面开放的情况下，择业期政策对落户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一旦取消毕业生择业期政策，将来就业就不再分应届生和往届生，而是对所有就业对象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这就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毕业生就业竞争加剧背后，还有哪些原因？

“就业取向与职位供给严重失衡”

作为南京工业大学的校长，乔旭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对于就业竞争加剧的现象他在提案中提出，学生“延迟就业”持续升温，高校就业率统计有待改进。

“在本科就业形势不理想的情况下，考研、考公成了毕业生最热门的选择。”乔旭说。据统计，2022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高达212.3万，首破200万；2022考研报名人数达到457万，较上一年上涨80万，达历年最高。

与此同时，二次考研、考公的人数也逐年增多，一些高校未就业毕业生中参加二次考研的比例过半，延迟就业风潮不断加剧。而从高校实践效果来看，乔旭认为，以现有就业率统计方法倒逼毕业生“形式上”就业，也难以改变现状而取得理想的效果。

另一方面，“就业难”和“人才荒”并举，供需严重不匹配。乔旭分析认为，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制造业一线等人才需求旺盛，这是当前“稳就业”的重要支撑。

但中小企业在稳定性、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知名度等方面处于劣势，面临着招聘难、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而一些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采用非雇佣形式的新就业形态，但难以纳入就业统计指标中，也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回避项。

建议鼓励梯度就业

将“灵活就业”纳入就业统计指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系统性社会工程，在顶层设计之后，要做好政策配套与衔接，还需要社会多元参与、共同发力。乔旭说，为纾困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压力，他在提案中给出了多项建议：

调整统计口径。乔旭表示，应该把二次考研、二次考公、提供报考材料者都纳入“灵活就业”范畴，“灵活就业”则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的就业统计指标中。

鼓励“梯度就业”。乔旭指出，高校应引导大学生革新就业观，改变“一步到位”的就业理念，在意向岗位缺少的情况下，先选择扎根基层，从小做起，积累经验，提升能力，为后期发展打牢基础。

设立“大学生工程师计划”。乔旭建议，可参照国家选调生、大学生村官计划方案，设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大学生工程师计划”项目，选拔优秀应届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工作。具体来看，一是实行人才派遣制。地方政府根据中小企业需求确定“大学生工程师”名额，经高校推荐后，政府集中选拔或由企业直接招聘报政府批准，确定人选并派遣至中小企业工作。二是提供配套与激励。地方政府提供住房、津贴、培训等保障；企业给予“大学生工程师”一定比例的知识产权股权激励。三是建立人才流动制。允许“大学生工程师”利用创新成果另行创业，企业与个人协商确定分配机制；报考公务员的，参照大学生村官政策优先录用。

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乔旭认为，应面向后疫情时代的新就业形态，修订就业促进法、失业保险条例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规，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劳动合同制度及社保缴纳规定，建立健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等。

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赵倩 北京报道